台湾民族音乐联盟

“民谣走鬼”五条人:无关方言,我们只想玩酷的音乐

被雨冲走2020-04-20 12:01:38

老鱼是我大学好友,今日连发三篇是她的毕业作品《那些回归乡音的潮汕音乐人》,分别是五条人,六甲番和玩具船长。

 

据说她的答辩现场特别牛逼,老师围绕着这个主题谈起了自己的所知和感悟,别人15分钟,她耗了50分钟,然后拿了优秀。


她的引言写道:

「三支来自潮汕的乐队,从流行的国语歌开始,到后来回归潮汕话,试着用音乐的方式回到故乡,同时将流行元素注入古老的语言。他们是在歌唱,也是在将自己的起源和体悟与世界分享 。正如上世纪初,朱自清先生在北大歌谣运动中说道:“歌,不以印刷形式活着,应该在人口里活过。”」







| 原标题:五条人:县城青年闯世界, “民谣走鬼”玩方言 


高中不小心听了太多摇滚,导致高考失利,21岁,阿茂来到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他当了一年的旁听生,蹭了一些电影、文学课程,觉得自己没法回到学生状态。当年,跟着哥哥胡茂帆来广州,主要动力是广州的音乐来源更广。最后,他发现,“想听更多的音乐只能自己去卖唱片。”


阿茂在演出现场(泽健/摄影)

 

一年后,阿茂开始跟着广州音乐圈“打口教父”邱大立做打口碟生意,“走鬼”生涯由此开始。走鬼是粤语里流动摊贩的意思。2015年的专辑《广东姑娘》有首歌《走鬼》,阿茂唱到:

一天购书中心门口来了个走鬼的

称三年前被天河区的城管打断了三根手指筋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

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

这个画画的走鬼,其实就是“化了妆”的打口贩阿茂,也是无数来自小地方的流动小贩们。他们像一粒粒石子,在大城市里,不停追着顾客躲著小贩,走动着谋生。

一首歌画一幅场景图,讲一个故事,分明是发生在很多人身边的日常,通过阿茂的“怪嚎”和仁科撺掇不安的手风琴,给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怪诞感。

阿茂跟邱大立一起去汕头和平镇进过几次货。和平镇是海外来的打口碟进入大陆的第一站。扎进小山丘一般高的打口碟海洋,不识外语的阿茂只能戴着耳机,一张一张地听,觉得好的便留下,最后收入囊中的有两种:“卖钱的”和“自己收藏的”。



专辑《县城记》内页(图片来源网络)


两千年代初,广州大学生更喜欢买欧美摇滚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打口碟。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是属于“买回家但不卖的”。阿茂至今记得,第一次听到西塔弦演奏印度音乐时,自己受到极大的震撼,“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做。”在他看来,不同民族的音乐有自己的味道,仅有流行乐,很难达到这种多元之美。

一边听着不懂的语言和不认识的乐器演奏,一边卖打口。2003年,在广州城石牌村某菜场买菜时,阿茂忽然想到老家一些人和事,写下他的第一首海丰话歌曲。

“大仔卓厝裸耕田啊,讲唔成种啰好拨缴,掂爱去拨暗宝啊,有正时史啊还爱掺许乃渣某人拨倒仔啊。”《李阿伯》讲了一个典型的乡村老人的故事——李阿伯握锄头,戴斗笠,叼一根不带过滤嘴的手工卷烟;他的大儿子不成器,赌博打架四处生事,小儿子城里读大学,是他最大的指望。

在中国的乡村,有无数个李阿伯,将毕生心力投注在后辈世上,为之悲喜嗟叹。

一次“n条人”的音乐聚会上,阿茂唱了这首歌。朋友们听完,觉得用海丰话讲故事的歌很有趣,讲述生活中平凡的人与事,听来亲切。海丰方言、小人物的故事,这正是五条人音乐最早让人“耳前一亮”的两点。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五条人县城记专辑内页(图片来源网络)


五条人海丰音乐会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海丰,一座少有人知的小城,因为一支用海丰话唱民谣的乐队,渐渐成为部分文艺爱好者的新年旅行目的地。自2008年,五条人乐队与家乡的音乐爱好者开始举办“海丰新年音乐会”,口号是“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地点从朋友家的小屋子到餐馆旁空地到“XX广场”。8年以来,人气渐旺,人数逐年增加,参与者从海丰人拓展到来自各地的五条人铁脯粉。铁脯粉即五条人粉丝的自称。

不过,因为高人气,近几年的海丰新年音乐会经常收到不明原因的取消命令。

 

五条人在海丰发起新年民谣音乐会(图片来自网络)


仁科说,“当年就是想过年打工的都回家,一起玩玩;现在还没到过年便有人来问(音乐会),好像已经成为当地重要新年活动了。”

五条人很少去计划一件事,却无意间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比如,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便是诞生于偶然,却获得了2010年《南方周末》评选的“文化原创榜年度音乐”大奖。 

《县城记》诞生于2009年,缘起于2008年的一次开业派对。

那时,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老周)来到广州,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在《音乐天堂》前主编李文枫的引荐下,老周和经纪人佟妍去到仁科和阿茂新开的唱片店“元音工房”,参加开业派对。

诸多当地乐队好友参与了派对。轮到店主五条人,两人在粤语、国语占主流的语言环境里,唱起了家乡的海丰话的歌。

这次随性演唱后,佟妍发来邀请,请五条人去她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工作室录专辑。合作很快谈妥,五条人第一次体验录音棚。跨界音乐人朱芳琼负责提供专业上的支持,其他都是由五条人自由发挥。


“害羞的仁科”


“我们只想怎么把歌做得更好,没有考虑过后续的事。”仁科回忆录制第一张专辑的心情,说,那时玩民谣几乎都没法存活,而五条人的成活概率估计更小——小语种方言加“怪腔调”,受众注定很小。

厦门,在靠海的某高楼最顶层,五条人完成了《县城记》录制。

很多歌手的第一张专辑都是对过去的回望。很多少年的故事,被五条人存入了《县城记》,故事发生场所大多是他们从小生长的汕尾,如《梦想化工厂》:

我就打个电话问我喜个朋友啊

依供我北依呀,依名做“啊老施噢”

处珠住朵一间化工厂啊近旁

喜个化工厂珠名做“梦想化工厂”

听告指个厂名

我啊牙珠或啊参多

但喜为了保险,我还喜搭架内袭过去

去告梦想化工厂啊门口,我珠发条信息问我喜个朋友告料未啊

......

梦想变成蚊分也卖埋啊

迈变做蚊啊珠或噢

“梦想化工厂”是海丰县联安镇一间蚊香厂的名字。歌里讲述ㄧ个看厂的阿伯,向过路年轻人抱怨,老板留他一个人看守工厂,自己却去吃香喝辣,谁叫蚊香卖不出去...。抱怨完之后还嘱咐“嘿,阿仔!这些话你可莫跟我的老板讲呀”。最后,阿仔一边抠牙感慨:“当梦想变成蚊香也不错啊,别变成蚊子就好了!”

出专辑之前,五条人写了不少歌。那时,他们还没有组成稳定的乐队,只是用作为“五条人”统称,代指来自海丰、身在广州的音乐爱好者圈子。

“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有时五个,有几个人就几条人,不固定。”阿茂对乐队名字“五条人”解释是——五条人不等于乐队有五个人,实际上是n条人——对这些人来说,音乐是他们生活重要的养分,一起唱歌与创作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几乎没有人想过要把它变成职业。                                      

“民谣作为一种音乐表达的方式能表达哪些特别的东西?”来自潮州的文学评论家陈培浩问五条人。

“民谣应该做到表达“不特别”的东西”。五条人答。他们关心和自己一样的平常人,观察体悟发生在周遭的小事,“写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而没把他们概念化”,这是五条人创作的底色。

在五条人看来,使用的海丰方言无关“寻根”,而是创作中的一个元素。只不过,他们较早发现“方言”这条路,用方言讲县城的、市井的人事物,由此获得特别关注。

五条人的方言唱作,从不局限在“家乡话”,2012年《一些风景》里,有一首《陈先生》:

1878年,伊生于海丰(汕尾话 )

 1933年,佢死于香港(粤语)

 1934年,其葬于惠州(客家话)

 陈先生~


仁科与阿茂在陈炯明故居(图片来源网络)

 

陈先生即陈炯明,曾参与辛亥革命,后来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与孙中山决裂,最后被孙中山打败,退居香港。结合各地的母语,一首歌,四句话,用了三种语言。反复循环,为陈先生画了一幅速写。“借陈炯明标明周边方言地域种族文化,然后发出一声呼唤:陈先生。”在世时,陈炯明是国共两党公认的革命叛徒。在辛亥百年之际,“第一次被用民谣招魂”。张晓舟在《豪猪与走鬼》一文中写道。

曾有一番作为的陈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被遗忘。在海丰,陈炯明虽然知名度不如澎阿湃,同样是著名人物。小时候,仁科常在陈炯明都督府附近玩耍。

看工厂的阿伯、被打断手指的走鬼、被遗忘的陈先生......历史的或在世的,外地闯荡或偏安一隅的,各式的小人物,都被五条人“抓”住,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

这不是所谓居高临下的“底层关怀”或“接地气”,而是自然而然,五条人正是这些人的一员,是“民谣走鬼”。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的出租屋(图片来自微博)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

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

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用民谣走鬼来形容五条人再好不过了。”张晓舟在乐评《豪猪或走鬼》里写道。


仁科在演出现场(泽健/摄)


民谣走鬼本来是野路子出身,仁科的手风琴都是在家自学,没拉几天就开始上台演奏。他们不顾民谣圈的规律,不听“主旋律”和“市场风向标”,即便是他们拿手的“方言”,也无法成为他们音乐路上永远的”恋人”。

“语言服从故事情节的需要,”阿茂说,和仁科排练或聊天时,两人习惯讲海丰话,若有讲普通话的朋友在旁,则换成普通话,“感觉很别扭”。

最初,是海丰话唱歌的舒服感促使两人写了许多海丰话的歌。后来,两人生活的环境有所改变,创作的语言亦有变化——2012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多了几首国语歌,因为这里的故事场景从小镇转移到了县城;第三张《广东姑娘》使用了海丰话、粤语和国语;2016年的第四张《梦幻丽莎发廊》,国语歌成了主打。




梦幻丽莎发廊MV剧照(图片由五条人提供)

 

这时,五条人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知会了更多省城的故事,阅读或聊天时,也是用普通话来思维。如果为了保持“海丰话创作”特点,固执于用县城的海丰话来写省城的故事,以求这样“不真诚也不舒服”。仁科道。

不过,海丰方言还是有它独特的魅力。

阿茂觉得,海丰话创作与国语最大的不同是“自带音乐性”,海丰话属于闽南语系,有八个音,普通话只有四个音,一句歌词写出来,不必谱曲,“有的歌词,讲话的方式念出来就很好听了,重要的是不能唱倒”。阿茂解释,“唱倒”的意思是,一些字本身的发音跟着旋律改变,唱起来会很难受,听着也会觉得奇怪。

仁科喜欢挖掘海丰话里的特色“老词”。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不同版本的海丰话辞典和海丰话俗语大全,有空的时候就翻一翻。他发现,很多从小聊天用到的俗语原来和古文有某种渊源,一些平素会说不会写的字,原来是已经被其他字代替的“老古董”。


仁科的海丰话词典(图片由仁科提供)


写《请到老祖公》时,五条人一直以为是“请告”,便去请教“技术顾问”,老家一位做教师的年长朋友。问罢,才知道表达邀请应该用“请到”,而“请告”的意思是告知。

现在,很多海丰方言词都只活在辞典里,五条人写歌的时候,有时想到它们会扒出来再使用。遇到有困惑的词,仁科会先翻辞典,若无果则联系“技术顾问”,请教一个字的正确读音或写法。

张晓舟称五条人的音乐为“民谣粉碎机”,就像他们的《踩着脚车牵头猪》里的海丰标志物之“NEXI”。NEXI即三轮车的TAXI,NE在海丰话意思是“踏”,“NEXI犹如乡野游击队,在TAXI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行,破坏着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则,给城市带来危险,以及乱哄哄的活力,而五条人就像是一辆风驰电掣的NEXI。”张晓舟在《民谣播种机还是民谣粉碎机》里写道。

各种语言、民族或西洋乐器、随性而至的演唱方式、儿童玩具式可组装拆解的专辑......每一个元素都很“五条人”,让人很难从音乐史或当下流行中找到参照物。铁脯粉阿傲说,一般,大家对五条人的音乐有两种态度,一种特别喜欢,一种特别不喜欢,几乎没有中间值。

他们不太担心这些。

作为听过无数打口碟的“大胃口”五条人,总是乐意撞见尝试新的可能性——从乐器到编曲,从语言到演唱方式。若偶尔意见不合,闻到战争硝烟,两人会摁下“暂停键”,各自回去平息怒气,梳理自己意见,第二日再集合,和平冷静地探讨音乐改方案。

“不过,这种冷却的办法很少用上。”阿茂形容五条人创作过程为“多灾多难”。

2015年,五条人签约了独立厂牌摩登天空,加上如今有更多演出,足够维持生活。阿茂不再卖打口碟,仁科也停止了其他工作。两人住在广州城的不同角落,平时各自在家阅读创作,临近演出和录唱片时碰面,交流近日创作并排练。

仁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成见去听五条人的歌,不是民谣,不是方言歌,只是音乐,“我只关心很酷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很酷的音乐,” 仁科说。


五条人在排练室(从左至右:仁科、邓博宇、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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