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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 | 客家先辈入川进蜀的迁徙经历是怎样的?

全球客家名人堂2020-05-21 06:07:23

客名君按:为什么客家人总要念祖?李光耀先生说:“只有当你知道你的祖先是谁,惟有知道自己的根源,惟有了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道进退的依据。”


本文讲述了四川客家人的迁徙历史。本文作者安国强(成纪水波)先生,甘肃天水秦安人,1996年西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历史学硕士,现任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党委书记、校长,著作有《从陇右到岭表》、《梅州两千年》、《客都梅州》、《客家大迁徙》等。


安校长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客家,史料丰沛、文笔畅美,故事性强,是不可多得的客家史阅读材料。客家名人堂之前刊出过他的文章《他被苏东坡誉为“铁汉”,被蔡京贬谪梅州,后来开创了“元城书院”| “铁汉堂”刘安世先生的传奇故事》。



成都洛带古镇一一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



“辞粤入川万里程,年将半百附迁莺。春残黔省萱花老,路历江州椿树倾。偕弟三迁心力瘁,买田八载智谋深。寿增花甲多遗训,德及儿孙读与耕。”这出自四川《民国张氏族谱》首卷的《肯堂公赞咏》,以诗的手法描写了嘉应州客家人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不远万里,奔波入川的故事。

客家人西迁入川,可谓是一次移民大迁徙的旷世壮举,一首赞美先世的英雄史诗,一曲感人至深的动人乐章,一部传之万代的传奇大典。数以万计的客家人扶老携幼,浩浩荡荡,穿行于入川的道路之上,由此演绎出众多宏大壮观的历史场景,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四川客家博物馆


(一)生存危机

历史似乎不给客家人以片刻的闲暇,才居有定所的客家民众,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原因的驱动下,清朝初年就以嘉应州为中心大规模上川入蜀,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大迁移。这再次外迁当是人口与土地间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嘉应州程乡县人口明嘉靖元年(1522年) 比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增加了3.8倍,而人均耕地则亩降为8.8亩。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4年),嘉应五属人口已达131.41万,密度在全省仅次于广州、潮州、高州三府,人均占地仅0.92亩。据罗尔纲先生计算,清代南方农民人均4亩耕地才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四川的湖广会馆

江西赣州及福建汀州等客家地区情况类似。史书上说汀州府属地区"重岭叠冈,云雾萦绕,土壤硗薄"。长汀县"叠岭崇冈,山多于地,田瘠而艰水"。漳州府虽依山傍海,但属地也是山多田少,“地土瘠薄,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其余仅属沙碛,止堪种植杂粮地瓜而已。即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用。”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经过朱明王朝200多年的休养生息,客家后裔日繁,资力日充,然而耕种所获,难供其用。

重庆湖广会馆之广东公祠

客家人生活的艰辛也引起统治高层的关注,雍正帝雍正帝曾就广东、江西居民“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之事谕问地方官员,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回奏说:"细推其故,只缘省浮于地,粤省浮于人。川省米肉、多贱于粤。"他说有人在广东到处散布信息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也有人称"川米三钱一石,肉七钱一斤"。湖南官员向雍正帝报告称,境内有众多广东入川人民,答迁川缘由时皆说,惠州府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贫民难以资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四川与惠州物价的巨大反差,难免乡民不为之动心。粤闽赣客家地区曾经肥沃和欢愉的土地日益变得贫瘠和拥挤不堪了,到更广阔的地区去谋得营生成了部分缺衣少田梅州人民的主要选择。

(二)千里草莽

山险水阻,土地肥沃,历来人口稠密的"天府之国"四川,在清初却处处成白骨堆、万人坟,一片萧杀景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曰梁。次年,奢崇明军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五年(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爆发,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纵横驰骋,所过州县,皆遭摧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攻破成都,欧洲传教士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西军与南明军队间展开对垒攻伐。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入川北。张献忠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带走,拆平所有城墙,烧毁所有房屋,此后十三年间成都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

张献忠战死于西充县,其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至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但稳定仅10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入川播乱。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吴,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翌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控制了四川,不久叛乱宣告平息。

重庆湖广会馆的木雕

酷烈的虎患也是十分可怕,清初横行全川的华南虎数量难计其数。清初欧阳直在宜宾一带坐船时看到,"沙际大虎成群",泸州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十分酷烈,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荣昌县知县张懋赏主仆8人到县城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营山县在顺治七年,也是虎患大作,昼夜为害。老虎来去如风驰电掣,往往攫人于大庭广众之中,乃至卧榻之上。重庆以至出现群虎白日出游的奇景。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明崇祯年间,山西大同再次流行鼠疫,瘟疫蔓延至陕西,陕南因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50%以上。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瘟疫随军队及逃荒的人群传入四川。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后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此后"全川糜烂"。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大头瘟",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

流传至今的客家板凳拳(四川泸州纳溪徐家

战乱、虎患、瘟疫蹂躏下的四川大地,犹如人间地狱。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入蜀,记其见闻而成《蜀道驿程记》,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 "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自三台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双流县已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灾难导致人口锐减,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16096丁。田地大量荒芜,顺治十八年四川耕地面积仅118万亩,相当于明万历年间的8.8%,1229万亩耕地被抛荒。

康熙元年,陕西人常九经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官府竟成了托儿所。

(三)新政出台

面对四川州县凋敝、人烟断绝、百业待举的局面,清政府为医治战后创伤,起初实施"以川民实川户"的招流垦荒方针,吸引逃亡川人归籍,但收效甚微。接着川省政府把招徕对象瞄准于流亡在外的"蜀绅"身上,正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先祖邓嗣祖兄弟从广东回到四川广安。不过,此类情况是少之又少。

湖广会馆的戏台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首次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三年后川湖总督蔡毓荣上疏,请求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的标准,降为300名即可迁升;将开垦地亩升科交税年限由3年延长到5年,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标志着外省移民大规模入川活动序幕全面揭开。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下诏重申"招民叙议"之例,至此,外省移民入川的进程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

西方历史学家将人口迁移的规律概括为"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湖广填四川"正是这种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湖广填四川"一词最早出自思想家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一文,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间的一句民谣,生动记录明初以来湖广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历史史实。魏源借用它来反映清前期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潮流,得到社会的认同。湖广行省辖境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围。

"湖广填四川"政策出台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湖北移民捷足先登,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仅衡阳、永州、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到雍乾之际,粤闽赣客家人结伴迁往,将移民运动推向高潮。


(四)发自原乡

客家人从粤东、闽西及赣南外迁到四川,需跨省越州,要求在作出迁川抉择前,摸底问路、有备而动。事实上,一些客家人由于经商、仕宦、从军或逃荒等,先后有过在川居住或游览的经历。到了清初,先辈们在川的经历为后世人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抉择依据。如民国成都《周氏族谱》在追忆先世入蜀过程时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广东长乐,由于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万历年间在四川大竹县做过知县,所以对于四川"土沃财丰"的情况了如指掌。卸任回到家乡后,他宣传四川的肥美,受其影响,本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到了清康雍乾时期,居粤的周氏家族28派成员,先后徙蜀,定居于四川 27个府州县。

有些家庭往往还会让亲人前往四川考察或经营,为随后的大迁徙行动铺平道路。福建龙岩州龙门人廖可群,亲自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专程到四川游历考察。"既归,遂谋迁徙。"四年后率同六房兄弟叔侄迁,落业于汉安(内江)。福建人魏成美"年方髫龄",康熙年间携弱弟远赴四川,遍游了西平原上的温江、新繁、什邡诸邑,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到内江城参观了手工作坊300多个,使他"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居内江丛林、高坝等处"。

在清初还活跃着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包揽棍徒”。这种人通过如簧之舌,极力鼓吹"川省易于度,一去入籍,便可富饶"。他们看准了身处山区的农民,急于外迁求富的心理,不惜用夸大之辞,进行游说煽动。当人们决意辞家远徙,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入川,以达到赚取"包银"的目的。正是由于有这种职业人的无孔不入,才使得那些宣传诱导移民的信息,传遍客家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四川的客家特色小吃

通行证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雍正五年(1727年),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取道湖南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里落业的亲属。在路过衡阳时,被当地官府关卡留下盘问。当他们拿出各自持有的"原籍门牌"、"川省粮票"以及"亲属书信"等证明文书,交呈查验后放行。这原籍门牌是入川者在原居地的户籍身份证明;川省粮票即亲属在四川纳粮完税的证明,是判断入川耕种人是否有地可耕的凭证;亲属书信即在川亲属的邀请信,是判断当地是否需要劳动力的凭证。

没有通行证就不见得肯定进不了四川。在雍正五年(1727年)有些省地方政府设置关隘、阻拦民人入川。但鉴于人数与日俱增,有些官员怕严格执法会引起移民闹事,故灵活掌握政策。雍正年间,长乐知县在一封奏折中,对一起入川事件的处理情形作了这样的呈述:近有入川民人一起,300余人结伙同行。知县亲往劝谕,"各众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团聚,俱不肯回"。虽然尽力劝阻,发给路费、船只,但是俱不肯受领,好说歹说,只劝回11人。还有广东龙川县的一批移民称,其祖从康熙三十年就已迁川,四十年来往来繁多,但近期他们赴蜀却受到处处阻拦,义愤之下,便在县府旁贴出《往川人民告帖》,并称"若阻得紧,我们只得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如此决心,龙川县政府想拦也拦不住,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客家移民在收束行装时,会在行囊中装进族谱、祖骸等与家族相关联的特殊物品,用来化解乡愁,作为加强与原乡联系的纽带。成都东山客家人来自粤东,入蜀时将祖骨迁葬,称祖骨为"金骸",迁葬后年年祭扫。龙潭乡威灵村叶氏入蜀始祖是廷祜公和祖婆张氏,背负着祖先三颗如鸡蛋大的金骨上路,安葬在老宅旁;洪河乡柳树湾冯氏入蜀始祖其焕公同妻子张氏,背负父亲金骸,从长乐县砖牛寨上川,落业后安葬祖骨。对于来不及或暂时没有条件负亲骸的人说来,待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之后,则以各种方式了却心愿。

在四川白氏后裔中流传着“盗取”祖宗遗骨的故事,当年被委派回乡的四川宗亲到了原籍广东和平县老祖宗白日康公的墓所在地,本地宗亲坚决不同意迁走部分遗骸。反复协商无果后,四川宗亲便采取了"偷"的方式,选择一个深夜把墓穴挖了一个小洞,匆匆抓了一个人头骨及一段臂骨,连忙"逃"走。次日发现坟墓被盗时,有一封信留在墓中,信中表示歉意与无奈,祈求宗亲鉴谅等语。

作出挈家离乡的抉择,绝非轻率之举。光绪《陈氏族谱》记载,广东长乐县油田约高车堂人陈宏典,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偕妻朱氏,携6子3媳,共11口人,告别原乡,启程到川,在简阳县鸭子堰定居创业。他在迁川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决策商议程序是:

一是打听消息,萌生意向。陈宏典虽祖业颇丰,但"虑其偏窄,恐无以为子孙久远计"。听说有人自四川回来,于是专门前去拜访,得知"西蜀田地肥美,风俗淳厚,遂欣然有迁蜀之意。"

二是议之家庭,谋之族众。陈宏典先是"父子商议",接着又征求同宗族人的意见。其胞叔陈泮若建议说:你若往蜀,须将自己名下所分的田地出售,以便作为盘费方可。陈宏典答道:我自己名下的田产不多,愿存在兄弟等人名下,永作清明祭扫之需。陈泮若慨然曰:"侄有此孝心,入蜀自然发达。"

三是决心初定,求诸神明。陈宏典到庙里求神问卦,求得签云:铁船过海难为保,滥桨轻摇遇顺风。这模棱两可的谶语,既可理解为前程艰险,困难重重,也可理解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全在解谶人随机应变,求签人心领神会。在获得精神上的更大支持后,全家总动员,启程到川。

告别族朋邻里时,往往有个隆重的仪式,江西赣南的谢梦林,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只身赴蜀考察,返家后对蜀地赞不绝口。聚众商议,征得老祖母朱氏和父母同意,次年十二月初二叔侄几家登程入蜀,定居于隆昌县。启程前的庄严辞别程序是:

首先举行家祭,禀告祖先。设立好香案,参拜人盥洗之后,面向祖先下跪,焚香禀告。"酹酒侑食",在神位前摆设蔬菜、鲜果、牲畜等供品。向祖先禀告时,主人、主妇殷勤地劝食,将酒杯斟满酒,在饭碗中插上筷子、匙羹。然后退下,仿佛祖先们的亡灵正在宁静的环境中不受干扰地享用祭馔。

其次宣读祝文。主人在香案前跪读祝文。祝文对即将上路之人进行祝福和祷告,希望祖先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们一路平安顺畅,家族在四川兴旺发达。然后焚化祝文。

再次告别祖墓。如果说临行之前,在家祠中隆重祭祀祖先,在神位前禀告,是面对已逝父母及历代祖先灵魂,表达出一种视死如生的孝顺,那么,在祖墓前辞别,则是面对已故亲人的骨肉表达生离死别的依恋。临别前祭扫祖墓,实际上含有一种誓墓之情,对于即将迁徙的人们定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激励作用。最后,谢梦林从赣州府长宁县鸭子墓前与亲朋挥泪作别,登程上路。


(五)漫漫征途

乘船逆水入川的客家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周边的崇山峻岭、险滩激流、蚕丛鸟道,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然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客家人前进的步伐。由于四川位居长江上游,雄踞西部高原,相对于家乡说来,客家人把他们的行程称之谓"上川"。

这是一个距离十分遥远的旅行,按今天公路交通里程计算,梅州至成都约5850公里,赣州至成都约5380公里,龙岩至成都约5740公里。西迁的人们每天行50~60里计,途中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广东长乐人张文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携家宗室动身上川,"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最后,经过4个多月,方抵达四川新都的落脚处。如果没有遇上这场风雪,扣除滞留的40夜,正常的入川时间,正好在3个月左右。

迁川路线可分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亦有由粤东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四川资中曾氏徙川始祖为顺裔公,曾顺裔原居嘉应州长乐县,舌耕力田,士而农也。"公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 (1753年),负其祖妣朱氏骨骸,举家徙四川省资州西乡金李井陈心沟。"清光绪八年(1883年),由他的6世孙曾建章根据先辈所述而撰成了《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记录下当年曾顺裔入川的程途。他在文末说:"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人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从长乐到资州,沿途共跨越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

四川洛带街景

首程广东段。《程途记》载曾氏由长乐县出发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经嘉应州,,沿镇平县石窟溪的河谷北上,进入福建汀州府武平县境。

次程福建段。《程途记》载曾氏从福建武平县境横跨武夷山,翻越人迹罕至的峻岭,经受住登高、涉险、度峡的考验,经江西筠门岭到达会昌。

再次程江西段。《程途记》载曾氏由会昌经湘漳县进入湖南,中间经行站名8个。其中:水站4个(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陆站3个(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从袁州府进入湘东,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明清以来客家移民多也循着前人的足迹穿行其间。

临近程湖广段。《程途记》载曾氏由江西萍乡经水路进入湖南境内,中间途经湘潭、长沙、沅江、常德、慈利、永定6站,而入湖北来凤。从洞庭湖上岸西行,曾氏当年他既没有走大多数客家人所走的经常德过湘西入贵州,然后取川黔大道而入蜀,也没有选择经过酉阳、恩施方向进入川东,而是通过常德抵达慈利后,取道永定(张家界)、桑植,通过湖北来凤(来凤)、咸丰,沿黑峒河而入四川黔江,从而与川湘交通线相连接。

终到程川东段。《程途记》载曾氏由湖北来凤步行3站,即黔江县、玉山镇、彭水县,继又从彭水县下水乘船,经过羊角嘴、涪州2个水站 ,抵达与长江干流汇合的涪州。南方各省进四川除传统的三峡水路通道外,另一个重要门户就是长江南岸的酉、秀、黔、彭地区,这一带与鄂东、湘西紧邻,清初移民从鄂东或湘西进入这一门户,出乌江而抵涪陵,余下的行程一路坦荡。

广东客家人将围龙屋建筑风格带到四川罗城

改造成船型建筑

"上川"途中三件宝:一两盐、半袋干粮和半袋糠。漫漫长路上烧水煮饭是少不了,三个石头支一口锅,就地拾柴,便可解决问题。沿途不愁没有燃料,唯有铁锅、罐之类的炊具得事先预备。移民们沿途一般通过借宿祠庙、岩屋、密林乃至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以解决住宿之需。

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当然是乘车骑马。广东平远吴敬轩撰写的《二亲六一双寿恭述》说:"清初他省移民入蜀,相望于道。吾族健者,亦多驱车入蜀。"仪陇县周河镇许氏家族先祖从广东韶州府骑马入川,陪在两夫妻身边的还有个马夫,他一直住在许氏的偏房内。因为马夫是个绝房户,死后埋在祠堂附近,有地名叫"绝房嘴",就是由此得名。

对于大多客家移民来说漫漫长路都要靠双脚去丈量,将老弱病残以及襁褓中的婴儿携带进川,只能借翘扁担、竹箩筐、竹椅子等运载工具。福建龙岩州溪口万安里的徐美周,乾隆十七年九月与妻韩氏,携带长子良彪,用箩兜挑着6岁的次子和半岁的女儿,与三房兄弟美昌等6人入川,后落业大足、安岳等地;长乐人李文元与妻张氏,奉双亲并携两个幼童上川,两小孩由张氏的胞兄一根扁担挑着走,一路戏称曰:我肩挑日月矣;连平人巫维舒,经商贸易至简州多年,将八旬祖母冯氏恭迎至蜀,还背着祖宗遗骸。此行"计程八千余里"。途中他每晨夕必向先骸焚香荐食。"其奉祖母则饮食遂其欲,温情尽其欢,起居先其意"。无微不至地侍奉年过八十的祖母,实在难能可贵。

结伴而行是客家人入川的普遍方式。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刘氏家族祠堂旁边的墓葬群中,有一座"故赣南祠前辈老人七位之墓"。据说原籍赣南的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七人原属于异姓同乡,他们一同上路,一道入川,最后又一起定居在同一个地区,且都没有结婚。他们死后把遗产全给了刘家,刘氏家族为表感激之情,将几位老人"捡金"合葬,立碑以记。这块碑被刘氏后裔尊称为"七老爷碑",碑上镌刻着七位前辈的姓名,两边的对联写道:"一堆净土埋白骨;七位真魂乐黄泉。"文词情意深厚,成了客家移民结伴入川的物证。

赣州府安远县的李士宦,康熙年间先迁至南康县,后又迁湖广酃县(湖南炎陵)遐阳乡居住。逢亲朋郭军思、柯瑞麟二人自蜀回乡迎接家眷,劝李士宦同行,康熙五十四年(1751年)冬月,李士宦与亲朋共十户人从酃县登程迁。其余九户分别是:郭军思,湖广茶州人;柯瑞麟,广东海阳人;姚文祥、朱军龙、都明山;三人为江西吉安府永兴县人;陈士达、叶明三、叶五玉、邹家凌,四人为广东龙川人。同路于次年三月抵川,除李士宦定居于荣昌,其余九户"俱往川南立业"。十户人家分属于九个不同的省籍,九个不同的姓氏,在漫长的迁徙旅程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由于移民群体是临时聚合在一起的,其规模大小不一。广东和平县白氏阖族五大房以集团化方式出行,据族谱所记,当时入川总户数有157户,近400人;福建龙岩州的陈振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已届75岁高龄,不避艰险跋涉,挈家男女40余人到川,定居于璧山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后又有"同乡三十七姓、五十四家"入川。

许多入川客家人是历经磨难,甚至是九死一生。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夫妇,深感当地"桑梓槐密,难于展布",康熙五十六年张衍祯率妻魏氏及3个儿子共5人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上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行进。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忽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只好各自赶路。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后,勉强由人扶持着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陆路徒步,搭船舟先行入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无多,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整。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暗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此没顶之灾。

旅途中难免有经不住饥疫疲劳折磨而倒毙的。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47岁的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携弟及子侄多人迁蜀,至三月,途经贵州时,其妻兰氏栖身于野猪冲旅店,不幸亡故,店主人提供土地暂时安厝。三个月后,当行进至重庆永川县时,其父汝茂公又不幸病逝,只得"借吴姓隙地掩之";广东的林培玉,雍正十一年(1733年)携弟一家上川,行至湖南衡州,其弟患病,卒于中途。林培玉就地将其安埋,仍携弟媳、侄子奋然前行,最终在新都县立足。

对于葬身路途者,当其亲人抵川定居以后,一般又会重返当年掩埋亲人的地方,把骨骸运回四川。广东龙川的黄氏家族,康熙末、雍正初迁川,定居于成都新都木兰乡。在黄氏历代祖先墓茔中,有黄位伍夫妻墓一座。据说,黄位伍"乃死于上川的途中,就地掩埋",待其后裔黄开来上川落业后,才派人将其重新"捡金",迁至四川,并与黄妣合葬的。龙岩州的傅荣沐在迁川途中,父亲死于江西瑞金,母亲死于湖南湘潭。在草草掩埋多年后,傅荣沐又分别派人将他们的灵柩运来四川安葬。

四川客家人的族谱

广东平远人刘忠文,因其父赴川贸易,死于湖南常德途中,为同伴所掩埋。其时刘忠文才10岁,听到这一消息,惨恸不绝。后来,他在四川中江谋生,做工十余年,积攒了一些钱财,便到常德去寻找父亲的尸骨。由于年代太久,无法辨别,找不到父亲骨骸的他,于是大声痛哭起来。适遇当地的一个童子指引说:"尝闻诸祖,先年有粤客死葬此,乃无主孤坟。"于是,刘忠文不惜通过"发冢刺血验骨"的方法,终于找到其父的尸骨,并把它背负到中江安葬,后移葬于彭县。

客家妇女是上川运动的佼佼者。《笑问客从何处来》一的书的作者列举了仪陇县12个客家大姓:朱、郑、杨、张、梁、彭、许、黄、丁、潘、吕、莫,其中有许、丁、吕多大姓氏家族是由女性带队从广东乳源迁徙入川的。有些甚至是在丧夫情况下,担负迁徙运动的组织者。广东长乐的黄氏,其丈夫钟傲沛卒于某州任内,维持家庭的重任全由她一人支撑。钟家是一个六世同堂的大家族,一家八十余人均由她主持。黄氏精明能干,县志上称赞她"敏于治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她迁入四川,她以老姑病瘫需要服侍为由婉拒。一直等到病姑去世,把后事料理完毕后,黄氏才率子孙自粤入川。在迁川路上,她每晚为全家人安顿好住宿,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粤东至简阳的数千里路途中,钟家后裔天天读书不止,夜夜绩麻不息。抵达简阳时,已绩麻"四十斤"。黄氏60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 "驿路慈云霭,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她去世时,享寿88岁,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

重庆江津德感镇有座五桂祠,为纪念从福建武平迁川而来的陈氏家族修建的。该家族迁川始祖是82岁高龄的邱老夫人。邱氏系武平人陈军礼的妻子,生有五个儿子。丈夫去世后,邱氏独撑家务。康熙五十九年,邱氏遣二子上瑛、三子上琳来川,兄弟俩居于江津德感里,数年后业达小康。这时年逾82岁的邱老夫人,亲率余下的两个儿子及长孙,举家迁蜀,只留下四子在武平守祖茔。由于这支陈氏共有5房人,所以修建的祠堂便命名为"五桂祠"。邱老夫人算得上是迁川路上年龄最长的指挥者和领军人。

四川洛带舞龙的客家女队

在迁川途中,妇女临产、新生婴儿出世的事也是经常发生。广东永安的罗玉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长子起麟及妻白氏同行。路经数月,历经风霜。就在路过资州,将翻越龙泉山,距离目的地仅4天路程的时候,白氏就要临产了。当时寸步难行,只好留在当地暂住,"此辛苦往川者莫不皆然"。罗家落业简州后,白氏独立支撑该家族创业发达,成为当地极受尊敬的人物。她去世后,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显极一时。

途中的艰难还表现在大多数客家人常为盘费拮据所困。广东兴宁县石涯头的廖奕珍,雍正四年(1726年)"将田业房屋扫卖,借出债账纸约尽焚",自带盘费二百余两上川。尚剩余银八十余两来不及收齐,临行时交内兄彭某代理,指望他收齐款项后带来四川。廖奕珍携带妻子彭氏和3个未成年儿子随行。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荣昌县西街歇息时,自带的盘费已经耗尽,由于彭某将出卖家产的那笔银子耗散尽而不敢入川,以致全家人陷入绝境,所谓"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许多客家移民是一个边赶路,一边在途中挣钱筹集盘费。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15人上路。一行人行至湖南浏阳时,钟宏予行囊一空。众人欲停下来等其筹款,钟宏予忙劝阻说,我"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后来,他携带全家留居浏阳,以卖柴为生,在浏阳"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盘费,才于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补不足,也是迁川途中常有之事。广东人曾廷槐自粤东偕诸弟入川,半路上银子花光了。当时身边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张把两个幼弟卖了作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乃将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陈氏的首饰"悉售,以资前行"。后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转至简阳,佃耕谋生;福建龙岩的傅荣沐,雍正年间奉母携7子及孙10余人上川,至湖南湘潭时,"旅费不足",不得不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到了"鬻冠缨"的地步,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

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因为路费用完了,不得不采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给人家当儿子。广东兴宁的余汝彰,雍正四年(1726年)与3个弟弟一同进川,行至永川县时,行囊告罄,无以为继。只得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由此"获银数十两"。凭借这几十两银子,勉强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又是腰无分文,不得已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售获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四川西平古镇客家婚礼

(六
落定新山

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当浩浩荡荡的客家移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巴蜀大地的时候,所过州县,到处飘扬着一面面招民垦荒的大旗。巴蜀人民为这些外乡人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足够多的荒地,任由他们去开垦,去收拾,去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

对于多数客家移民来说,解决立脚初居问题最现实的选择是投靠先期入川的同乡同宗、亲戚朋友。广东钟宏予在其口述史料《入川履历》提到,当他们一家人来到简阳县会龙桥,在凤集书院屋左石墩上研房内暂宿一夜。次日至寨子沟,"登山一望,见上面山高富厚,层峦耸翠,意注在斯,便不欲行"。随后又来到踏市下榨子字库边一个香蜡铺内坐谈,店主款茶相待。正在这时,"上沟突来一人称香蜡,问知同宗,亦来款茶"。经与宗人交谈,"宗人便说佃居肇祖山南方姓业室,我只种得一半,意欲分半招佃。来看者俱是异姓,不便同居。如不弃,随便来看"。及至一看,田土俱好,又看宗人忠厚老实。于是便将行李搬来。钟氏最终在此地落地生根,繁衍为简州一大望族。

有些客家移民抵川后对于初居地没有做好打算。广东兴宁张公寨人周元光,乾隆六年(1741年)率子孙5人经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石板田,路过杨家河时,觉得口渴,拿出随身携带的碗到河里舀水喝,不小心把碗掉入河中。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们应该就在这里落户生根。于是便不再继续前行了,这多少有点听信天命。

老三房宅屋图(四川成都姚渡镇曾家)

客家人抵达四川后,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保持群居聚落。在成都东山客家聚居区内,客家人的群居形态是"住山不住坝"。康熙二十年以后,客家人才开始大规模涌入四川,由于川西平原好田好土已被湖广人抢先占耕,龙泉山西边就只剩下这一大片荒芜的次田次土。东山虽名之为"山",其实乃是一大片相对高差不超过50米的黄土浅丘。这里土壤贫瘠,缺水严重,交通不便,但客家人却把它视为乐土。因为这里的自然状况与嘉应州原乡环境极为相似,也适合发挥客家人擅长旱地农业的优势,还因为它紧靠省会成都,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潜能。

返乡祭祖的四川客家人

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以文学笔调描绘了一幅外省移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成都平原后,凭自己力气创业开垦的生动图画:"那时候成都平原里面,到处都长起竹树野草,荆棘蓬蒿,晚上则有成群的狼嚎,可怕的虎叫"。移民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从此土地有了,也远离了漂泊的痛苦,但开荒和耕种的艰难,却一长串地摆在后头"。艾芜所描述的就是清初四川历史出现过的"插占"荒地风潮。在当时四川一个幅员上百里的普通县,平均人口只有300多人,地多人少的实际,也为这种随意"插占"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许多先期入川的移民由此而开始了无限制的"插占"垦荒活动。

紧随插占而来的是土地转让热浪,起初一亩之田贱仅"值银不过数钱",或银一两即"可购十亩之地"乃至一道湾、一条沟、一座山、一条岭的土地。新移民以低廉的价格,从先期入川"占垦"者手中便宜购得土地。朱必达于康熙五十八年3岁时,随家人从长乐迁来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半节河、烂泥沟两处立业,后通过"易贸西市、摊摆南巷"起家。朱氏所居房屋,系以红布2匹、鸡公l只从土著居民陈姓手中换得。据传,成都东山地区的鸡公山的得名,便是后来的客家人送给主人一只公鸡,主人便将那一座山相赠。洪河柳树湾客家冯氏入蜀始祖送给主人一份礼品,主人便将柳树湾一片田土和两间草屋相赠。

入川定居的客家人几乎家家都有一部艰辛的创业史。由于错过了"插占"报垦和以廉价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的黄金时机,所带有限资金又不足以买地置业,只好加入到佃耕大军中,佃种他人土地为生。成都龙泉十陵卢氏人川始祖卢仁彦,将家乡的田园、庐舍全部出售,作为盘费之资,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携3个儿子,从嘉应州程乡县出发,经艰苦跋涉,在四月中抵达华阳北门外隆兴场,依族人卢朝华而居。入川才三天,为了养家糊口,便叫次子做佣工,三儿子当放牛娃。

蜀中的客家建筑

广东兴宁南厢水洋堡上村的刘秀标,14岁奉母命入川,只身来到重庆江津县思里油溪镇谋生,当晚在一户人家的吊脚楼下露宿,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一份替人放牛的工作。所幸这家女主人富有同情心,怜其贫苦,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照顾。由于衣服长期没有洗,又脏又破,已经长满虱子,女主人甚至还将其衣拿去"蒸湔"。其胞兄刘秀桂,早几年入川,先在永川县替石匠当小工,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刘秀标好不容易找到哥哥,经多方医治把脚伤医好,结果"疾愈钱罄"。两兄弟"迫为乞人"。像刘氏兄弟这样初入蜀境即沦为乞丐的遭遇,是客家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替人佣工虽付出汗水与辛勤,所获的报酬却十分低廉,很难维持温饱。如万安静在原乡苦作山佣者20年,仍不能发迹,遂决定迁蜀。乾隆六年(1741年),万安静偕妻携子一行三人,由广东长乐迁川。"征途落寞,行李萧条,跋涉五千里"。初到成都凤凰山,没房可住,便编茅而处。当时家中"钱不满千,米不盈斗"。全靠万安静负贩谋生。"越二年,贫不可支"。后迁于简阳县凉风顶、肖家沟,佃富者田土而耕。于是,竭力躬耕,不分旦夕,虽聊堪度日,但随着诸父辈弟兄七八人相继出世,"食指日繁,依然四壁萧然"。居16年,迁于百工堰。又过2年,迁山泉铺。以三两六钱银,佃李姓之业居焉,仍不能使全家求得温饱。于是,不得不继续替人佣工。由于时工资微薄,家人得不到温饱。《万氏族谱》还提及:全家人"长者为佣,少者为牧"。年过七旬的万安静,"因刈草伺牛坠于崖,几至绝命,半载力愈,仍欲躬耕"。他的儿子万桂章,"幼遭贫困,七八岁即为人守葱蒜,牧牛羊。长又苦作山佣,傍人门户者十余年。个中汗力之劳,辛霜之苦不能枚举。后为人刈麦,常于昏夜中不断镰声。裸体批汗巾,虽汗流巾透湿,不鸡鸣不遑息也"。到了壮年,开始烤酒,"督理烧房,日居烟火窟中,虽熏得双眸欲裂,亦不辞其责。曲蘖之余,不忍一息。闲或披蓑戴笠,躬耕于三春之中。或负笼担囊,送酒与百里之外……披荆斩棘,风雨中亦不倦也!"他的妻子刁氏,"随公几庭播迁,一家十余口,赖孺人独操中馈。炊爨之余,佐公耕稼。日则流汗相随,夜则挑灯纺绩,无一夕得安闲,勤劳备至。"努力如此,也难得换来一个温饱的生活。

客家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免不了要发生矛盾。特别是土著驱赶外来移民,如果得不到及时制止,很可能酿成武装冲突。明末清初许多成都附近的地主富户,纷纷携带金银契据逃进灌县以西。后来外地移民大量进入成都平原开荒,交通也逐渐恢复。这时,那些逃进灌县的地主富户,便想把这些移民驱逐出去,从他们手中夺回田产。这些土著豪绅在灌县纠集了一支队伍,一路上占领了郫县、崇宁、大邑、彭县等地,成都为之骚动。当时四川大吏尚未住在成都,兵力不足,急忙报清廷求救。清政府下令急调湖北荆州驻防旗兵和宁夏兵入川弹压,一经交锋,土著武装立刻土崩瓦解。因怕旗兵撤走后,土著势力再行卷土重来,民众一致要求把旗兵留下。后经清廷允许,留下1600名旗兵,由都统一名和协领佐领等20余名军官率领驻防。

立足落业于四川的客家人已遍布巴山蜀水的各个角落,形成了特有的分布格局。同是来自广东的客家移民,入川后定居地域不尽相同。川北仪陇县境内的客家人,原籍大多在韶州府的曲江、乳源、乐昌等县。成都附近洛带、龙潭寺等乡镇以及川南荣昌、隆昌二县的客家人,多来自嘉应州的长乐县,西河镇与南的西昌黄联的客家人,大多来自兴宁县,石板滩的客家人多来自大埔、龙川和程乡一带。


(七
生生不息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被学界视作"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的一年,上距清廷正式启动外省移民实川大闸的康熙十年(1671年),足足有105个年头。移民涌入直接的后果是填充了明末以来四川"荒如大漠"的人口,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问题, "五方杂处"状况充斥于四川各个角落。大移民也重建了一个拥有1000万居民的人口大省。至乾隆中期,移民人口几占四川全部人口的60%,四川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社会。四川的耕地面积因为移民垦荒运动的推行而得到迅速扩大。顺治年间四川耕地仅为全国的0.22%,到乾隆中期,竟然达到全国的5.9%,一跃而成为全国耕地面积的大省。

湖广会馆禹王宫

晋陕甘会馆供奉关公;福建会馆供奉妈祖

湖广会馆则供奉禹王

文化的碰撞、冲突与吸纳,像一台巨大的搅拌机一样,最终把一个移民社会融合为土著社会,把形形色色的外省人包括客家人整合为四川人。嘉庆《什邡县志》中说:“张献忠蹂躏之后,土著稀少,四方侨寓率多秦、楚、闽、粤之人。人心不谐,但类攸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指出,“大约至嘉庆年间,这类分籍冲突就基本消弭了。”

客家人带去了原乡文化。长乐黄浦村人张衍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携妻及3个儿子,与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迁川,随身携带去了其先祖、明代赣州参将张道聪的画像。张道聪不仅是张氏家族的显祖,而且还是南方地区有名的矿山保护神。由于张道聪自幼武艺超群,力大无比,善用一条钩镰,但却在矿山遭到诬陷,身陷囹圄。后来由于当地官府不能弹压私开矿山的"贼王",便将张道聪从监狱中解出,让他前去平定。张道聪出狱后,因为带兵平"贼",有功于朝,被授为赣州府参将。从明至清,"(张氏)同宗孙侄辈多图其像以祀之,至今不衰"。不仅如此,"即在东、西两广,凡矿山无不以矿神祀公"。"乾隆初年,川南嘉定一带的铜厂亦曾有人立公神祠",俗呼张爷祠。

原乡的神祗也被他们带到四川来顶礼祭拜。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西北有一个1500多人宝胜村,刘姓为第一大姓,据《刘氏族谱》记载,江西赣州定南县南水乡的刘立琼、刘立璋兄弟携带妻小,在雍正年间步行数旬迁入简州宝胜寺。定居后曾两度重返定南,把父母及上三代祖骸迁葬此地,同时把祖传的"江西龙灯"以及"社公"搬进四川。每逢节庆吉日"出龙"前,首先祭祖,请求出龙;再拜"萨官";最后拜水。还要杀鸡祭献,用纯色雄鸡的血点染龙头、龙角、龙目、龙口、龙珠等。由于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刷,以至当地人不明"萨官老爷"是何方神明。其实,在闽粤赣客家地区,土地神被称为"社公"或"社官老爷"。由于客家话"社官"的方音就是"萨官",在宝胜村刘家祠旁仍有一座"萨官老爷"小庙。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有个三都村,居民至今说客家话,分属杨、李、张、赵等姓氏,其祖先来自广东长乐。追寻其村得名的缘由,与祖先迁川时背负"三都司神明"的经历有关。据传清朝初年,长乐客家人慕西蜀沃野千里,谋生而来。当地人崇拜明朝在当地掌管地方军政、民政、刑狱的张姓毛姓李姓三位都指挥使司。大概是三位都司曾有善举惠及地方的缘故,乡民将他们奉若神明,供奉拜祭。当人们离开的时候,舍不得就此与三都司神明诀别,于是,杨氏韶叔公一家将三都司神牌背负随行,踏上迁川之途。一行乡人平安到达西蜀地面,立脚于成都府北新都三星店、螺丝坝一带。乾隆六年(1741年)人们为三位都司神明建成了新的"官邸",一座三开间通体石结构的庙宇,为三位都司錾石成像。三都司被当地奉为保护神,一直香火旺盛,延至民国初年,扩建为有十多开间的建筑。春节期间,三都司庙前彩龙翻滚,大戏连台,成为客家文化活动的一大亮点。

四川客家走古事

客家人在巴蜀,但心系故土,返原乡探视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陈时安自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告别原乡,最终在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定居落业,原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以至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原乡的眷恋和向往,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毅然作出回原乡"省墓",即祭扫原乡祖墓的重大决定。陪同他回原乡的是年满24岁的五儿子陈兆泗。由于他的四个哥哥都是从福建走到四川来的,所以陈时安决定带上这个在四川出生的儿子。父子俩返回四川时还将亲人骸骨背负回川。亲人骸骨须亲自肩挑背负,不得雇人挑担,这数千里旅途上,陈兆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客家土凉粉(四川洛带)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文中说:"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袋上川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其1991年出版了《韩素音自传》第三部《伤残的树》中描述道:我的祖先姓周,原籍广东省梅县(应为五华),全县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我们家第一个到四川落户的那位货郎—周茂发,改行种了庄稼。先是当雇农,后来成了小佃户。那是在成都以西的郫县。

数百年来,客家先辈们入川进蜀的迁徙经历,非但未被历史风雨所冲淡,反而给了后世更为深刻的情感记忆,也必将成为一个道不尽说不完的永恒话题。



作者:成纪水波

來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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