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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通讯|郝志东: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和美国的族群关系

川大藏学所2020-05-09 09:32:04

2018年5月21日晚七点,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郝志东应邀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演讲。此次郝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和美国的族群关系。本场讲座由藏研所石硕教授主持,我所罗鸿、玉珠措姆、邹立波等老师,以及众多师生前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讲座伊始,郝教授首先对民族、族群概念做了简单的介绍,随后用具体的事件对美国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及族群冲突现象进行了说明,接着用法务部、媒体对此类事件调查的数据结果,再次印证了美国的族群关系与社会冲突问题。

其次,郝教授以美国前FBI局长(James Comey)对此类问题的思考为切入点,分析了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及政治政策上影响族群冲突的原因;最后,又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郝教授不紧不慢地将尖锐紧张的族群冲突问题展露无遗,例题新颖、集思广益地开拓了对族群冲突分析的思维视角并提出解决之道。他直面主流文化对少数族群的压迫、冲击,表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让听众受益匪浅、感受颇深。

1.对民族、族群及种族概念简单介绍

“种族”和“族群”(race 和ethnicity)的概念在社会学层面上是类似于性别的概念,前者关注的是体质或者物理特征而非文化特征。大多被人熟知的三类种族就是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而这样分类方式把世界上许多人排除在外,例如美国西班牙裔、有白种人基因的黑人混血等等。于是种族本身是没有实际分析的意义的,但常被人加之以有优越之分的社会与政治含义,所以种族是一个有问题的分类方法。 “族群”(ethnicity)的概念则是一个更强调群体文化特征的概念,是基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非“种族”概念中所强调的体质差异。例如美国有许多的族群——拉丁裔如西班牙裔墨西哥人、非洲裔等等。亚裔美国人还有中国、韩国、日本等依国籍区分的亚族群(subgroups

“民族”(nation)的定义郝教授提到了国内学者普遍熟知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郝教授指出历史和文化根基是所有民族不或缺的共同成分,但(自)主权(sovereignty)作为nation这个民族概念的组成部分却常常不被提及。比如美国的土著人,印第安族群中,不同部落的群体被认为是不同的民族。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不同于“美国”的一个民族(国家),在当地享有相当的自治自主权。不过他们总体上讲仍然是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遵守联邦法律,也没有人说要独立。不少印第安人也离开了自己的居留地而到大城市工作,并在试图保留自己传统的同时融入主流社会。

美国各个族群的集体认同是一种对国家政体的认同,即是民族认同之外的国家认同。不言而喻,美国的民族、族群情况也是较为复杂的。“族群”与“民族”是不同的,但是中国的56个民族中,一些民族即具有族群特征也同时具备着民族特征,郝教授认为中国的“民族”是介于民族与族群之间,两个称呼可以互换。

2.美国族群关系现状

美国族群问题前几年显得特别严重,尤其是黑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2014年,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12岁的黑人男孩塔米尔·赖斯,男孩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类似的还有2014年Michael Brown in Ferguson事件;发生在纽约Eric Garner的暴力执法事件…… 郝教授描述了这些事件的起因、经过和法庭判决结果,以及美国警察在逮捕嫌疑人时采用怎样不正当的暴力执法行为。这些暴力行为又加剧着美国族群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激发起美国民众几百场全国抗议警察暴力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些触目惊心的暴力执法事件加深了我们对当前美国社会中族群关系的认识,也引起了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法务部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的调查发现,“克利夫兰警察局相比合法的执法机构更像是一个占领军。警官们似乎对致命武力的使用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向那些对警察或其他人不构成威胁的人开枪。郝教授认为警察不应该和民众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坐在警车里巡逻,而是应该采取一些亲民的巡逻方式比如骑单车,与居民交朋友,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

郝教授用数据展示了美国人对族群现状的认知:


【数据1】下表是黑人和白人在警察暴力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Whites’ responses

Blacks’ responses

In most communities the polic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deadly force against a black person

33%

84%

In most communities the polic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deadly force against a white person

2%

0%

No, race doesn’t matter

57%

10%

(Data from Charles Blow, March 30, 2015, based on CBS news poll of 1,222 adults, conducted Dec. 6-9, 2014)


【数据2】在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在警察手中死亡的抗议之后,只有四成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说他们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很好”,而57%的人则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近四分之一,即23%的人认为目前美国的种族问题“非常糟糕”(according to the NBC News/ Wall Street Journal poll in Dec. 2014)。


【数据3】奥巴马时代的族群关系


【数据4】法务部对Ferguson的调查发现: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所代表的美国不同族群对警察暴力执法的不同态度和认知(数据4)。法务部对Ferguson的调查指出,即使把黑人人口基数考虑在内,此项数据依旧表示出在执法中对黑人的偏见(在使用暴力、拦截车辆、逮捕拘留等执法记录的人数统计上,黑人所占比例超过他们的人口基数比)。郝教授进一步对这种从数据呈现出的“偏见”进行分析。弗格森(Ferguson)这个城市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黑人民众,但执法的警察基本都是白人警察;其次,法务部的调查发显示,弗格森的警察会在“没有任何合理依据的情况下”(without any probable cause)拦截并查看行人的身份。在调查中,一位警官告诉调查人员,如果被拦截的人不配合,拒绝出示身份证明,那么这个人通常会被认为是有做坏事的嫌疑,或者是富于攻击性,就可以直接抓起来。这种“以貌取人”的执法态度不仅发生在美国,在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存在,包括中国在内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之前提到法务部的调查说,即使考虑到犯罪率和人口基数的因素,这种白人和黑人之间在被执法上面的差异(黑人所占比最大,异于其他族群)也无法用其他因素解释。也就是说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弗格森警察执法行为和种族偏见有极大的关系。郝教授补充到在川普时代,法务部的这种“对偏见的调查”,由於川普自己的偏见,应该是不会再有的了。法务部的调查指出有的执法部门纪律松懈,执法记录前后不一致,非法拦截行人、非法逮捕事件经常发生但是都没有人质疑或者记录下来。警察主管更关心的是开了多少罚单(citations)、逮捕了多少人,而不是这些罚单和拘捕行为是否合法,公共安全是否因此而有所提升。

3.影响族群关系的原因

无论是司法部还是联邦调查局的发现都不难证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原联邦调查局局长(James Comey)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James Comey认为造成警察与黑人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是历史原因,这个国家的执法机构从来就是是压迫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个制度的残酷工具。我们之所以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遗产,也是因为我们所服务和保护的人不能忘记它;第二,在以西方白人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偏见有时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 racial bias);第三,对种族的刻板印象和种族定性,让人在执法中寻求思维捷径(lazy mental shortcuts),认为某一族群比他类更容易“犯规”或有越轨行为;第四,即有色人种中的很多年轻人,缺乏前辈榜样、充分教育和体面就业的机会,也使得警官们对他们形成偏见。但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人们并没有去追究贫穷、绝望和暴力犯罪的关系。这也是一种 “lazy mental shortcuts”,就好像黑人和黑人文化中存在某种固有的东西,使他们容易犯罪一样。

郝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要文化化与去政治化,这种提法容易让人产生该民族现代化的程度之所以不高是因为其文化有问题的歧义,就像美国站在白人主流文化的视角下看待其他族群文化一样。这样一来,在追究他人文化问题的同时,我们便不能认识到主体民族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偏见和奴役行为,认识不到自身政策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郝教授总结到影响族群关系的原因有文化冲突、社会心理和政治政策三个方面:一是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讲起,文化差异对族群关系所构成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会威胁到美国的核心文化,因此要么美国白人将反抗,创造一个种族主义和压制性的社会,要么他们重振他们的核心文化,仍然保持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并坚持盎格鲁新教徒的价值观。亨廷顿区分了文化和政治的差异,认为文化是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政治。萨伊德认为亨廷顿是错误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实际是“无知”的冲突。不同民族或族群内部的矛盾远远大于民族之间或者族群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文化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不同文化或者文明之间并不是有很大的很严重的冲突,不是没法交往的,冲突也不是不可调解的。郝教授认为,亨廷顿所倡导的这种不可调解的冲突是夸大的,冲突是可以化解的。比如澳门在四五百年以来重大的冲突屈指可数,族群或者民族之间基本“和谐”,不过这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式”的关系模式,也是亨廷顿的模式,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族群冲突的办法。不过文化差异的确是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正视。

二是在社会心理方面。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彼此的认知理解能力有限。在有限的理解和想象力下人们容易对他者存有污名化的偏见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或多或少恶化着异文化族群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彼此的理解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了解不同文化和亚文化以及不同历史经验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缺乏理解的认知导致了民族中心主义、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郝教授指出人类相互了解的能力有限,于是通常认为他者、他族低自己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既是“民族中心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也有可能是种族主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我们的确很难从一开始就理解他人,我们知道别人痛苦能力很小,也难以感同身受的想象他人的痛苦,就比如在一个九曲回肠的人面前,我们是不知道他深陷痛苦之中的。即使当我们用我们的精神力量去想象一个物体,或其他人的痛苦时,我们的想象与真实的事物相比,也远非准确和生动。郝教授用·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想象力的研究,以强调它的局限性。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个我们深爱的朋友的脸,一个我们知道的复杂的细节,或者想象我们面前的任何事物。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真实的人或真实的事物,我们会发现,真实的脸更生动,更活泼,而想象的脸是刻板的,呆滞的,平面的。真实的人或事物是鲜活的,而想象中的人或事物是停滞的。对于你一个熟悉的人,当闭上眼睛想象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简单的样貌,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多面复杂的人。如果连我们身边熟悉的人,或眼前的事都不能完全了解,我们怎么能理解那些我们甚至不认识的或者我们每天都看不到的人和事?就像在国内少数族群学习汉语、汉文化的现象很普遍,可是除了做相关研究的人以外,汉人学习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群体实属小众,普罗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又有多少呢?用学者Scarry的话来说:人类伤害他人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们想象他人的能力很小,所以加害于别人的空间很大。

郝教授例举了Goffman关于Stigma“污名化”的研究,就比如有一个1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好学生,一个优秀的舞蹈家,而且身材很好等等优秀条件,但她生来就没有鼻子,在她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很少人能真正关注她的长处,因为人们无法忽略这个女孩没有鼻子的鲜明表征。不通过人类学的训练是难以理解“他者的文化”的,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项训练,因此我们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大众媒体,媒体往往倚重于负面信息的报道,这很容易就构成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真实交往”的障碍,并形成不同文化、族群间的偏见、歧视,导致政治暴力,加剧群体间的关系恶化,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他者文化做出理解,仅仅凭借族群之间的表征想象,很容易导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激认知。

三是在政治方面的歧视政策。郝教授指出歧视是指以种族和民族特征为基础,通常以一种不同于对待主流群体的、消极的方式对待一个亚群体。这个在历史上的表现比较明显,从1884年到一战爆发期间超过3,600非裔美国人被私刑处死(Marger 2000:236-7),早期美国白人对原住民族群的屠杀和奴役,以及后来的非洲奴隶制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都没有投票权;对中国人最臭名昭著的歧视始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该法案有效地终结了中国移民直到1968年等等。这些妇孺皆知的历史事件就不详细赘述了,但它需要我们反思历史上的歧视政策对现在族群关系是否有影响,现行的政策法案是否有历史偏见的遗留等。


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to the U.S. (1882-1968)



4.解决之策

郝教授依照上述三个方面提出了处理族群关系的设想,一是认同多元主义的文化模式,但是我们的具体举措与多元文化要求较有差池;二是在族群关系的讨论中加强“同理心”的认知方式,这点鲜有倡导也很难做到;三是平权的政策法案对族群关系良性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

将上述三点展开具体来说:首先,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美国文化的基本准则、价值观和信仰,比如民主、宗教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和人权。多元文化也应该是走出中国民族冲突的出路。这里不仅是单方向的给少数民族教汉文化,也需要让汉人了解他们的文化。像美国的问题、ISIS的问题、激进伊斯兰主义的问题、法国查理画刊的问题等等,不少人认为是多元文化主义出了问题。相互看不起和打压只会造成更多的矛盾,郝教授认为那不是多元文化这个理念本身的问题,而是多元文化、多元化做得不好的问题。如果没有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那就只剩下文明、文化的冲突与战争了。因此我们推行的多元文化不应只是单向的,更要加强汉人对其他族群的文化认知,在这样双向互动的多元文化中,必须也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比如我们通常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统合不同民族的基础价值观。这样的多元文化才能减少因无知而产生的冲突。

第二在社会心理层面,只有基于相互理解和带有同理心才能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克服偏见(prejudice)、克服概念化看待不同于自己的族群的人(stereotypes)、克服对别人的污名化(stigma),需要更多的、有意义的族际间的互动、了解、理解并学习别人的文化(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第三切实有效的政治政策的制定,可以带动良性的族群关系的形成,比如美国民权运动、一系列民权法案的通过、国家平等就业委员会的建立等等,很多歧视案件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在国内鼓励双语教育,在民族聚居区的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都将民族关系推向和谐团结的模式中。尽管美国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受到社会、法律的质疑,还是需要坚持,只是需要修改得更加公平而已。新疆、西藏等地也需要考虑平权法案,澳门对本地劳工的保护可以用于借鉴,但是对外劳的歧视仍需要纠正。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向郝教授提问互动,郝教授一一作了解答。最后,石硕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认为郝教授的讲座是一场既有社会学视角的客观分析、针贬时弊,又不乏人类学视角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反思的讲座,值得在场的同学进一步深入思考。



撰稿:殷 敏

摄影:刘 欢

:郝志东

编辑:孙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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