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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 莫那能的歌与言

保马2020-05-10 07:56:12

编者按: 面对苦难的人一旦悲伤了,便缺乏继续战斗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的结果是他将受到更大的苦。 莫那能,作为一个台湾少数民族诗人,一个由族群诗的天性和困苦孕育出的诗人,一个不断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盲诗人,在面对严酷的原住民的生存现实时,他奋起而战,带着镣铐翩翩起舞,将对部落的一己情感,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整体命运连在一起,他的诗,既是知识者与草根的相遇,也是原住民的“现代化经验”与现代文学的相遇。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感谢李娜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困苦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力

——莫那能的歌与言

 

摘要:排湾诗人莫那能的诗,诞生于台湾社会的转型期,既是台湾少数民族于社会结构性压迫与现代化冲击中寻求主体重生的经验,也是1970-198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与草根力量相结合的反体制运动的深刻见证。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打开了理解战后台湾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层面。同时,莫那能的歌吟口述,看似粗粝的形式中蕴含连接部落传统的思维与美感,作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的先行者,开启了一条台湾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笃实脉络。本文从社会运动中诞生的诗人、部落的吟唱传统、建立在生存困境之上的幽默叙事,以及部落价值观反思几个层面,探讨莫那能的歌与言的价值。

说我是个诗人,实在不敢当。因为在创作中,我扮演的角色十分微渺,创作的力量是土地赋予我的,自由吟唱的方式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我认为原住民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丰厚的生命力,而不是修词技巧等表象的条件,应该要有更多的后辈来发现这一点,来继承。祖母死前告诉我:“你虽然看不见,但你仍可感受土地的呼吸,感受太阳的热度,别忘了你叫莫那能。”我已有所觉悟,对自己,也对这整个民族。

    ——2008-04-04╱台湾立报╱第11版╱新国际

 

台湾少数民族诗人莫那能,生于1956年,台东达仁乡一个排湾部落。除了在《春风》、《人间》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回忆,他出版的作品只有一本诗集《美丽的稻穗》(1989)和一本口述自传《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2010)。但只读到国中毕业、三十多岁就失明、如今以按摩师为生的莫那能,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一个由族群诗的天性和困苦孕育出的诗人。在部落的传统和大自然中活泼地野生着,也初尝了人间不平等苦味的童年,成为莫那能日后诗歌的生命力的底色;而少年“出社会”,从山地进入城市后的磨难,与他作为台湾少数民族——这一自殖民时代即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族群身份有关,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有关。莫那能有极其敏捷的身心和抒情叙事的天分,这身心和天分看似偶然地,与一群意图以文化实践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相遇——于是,即兴而歌的莫那能成了汉语的“诗人”,于是,莫那能的歌与言,既是原住民当代生存的“史诗”,是他们于社会压迫和文化溃散中寻求主体重生的现代化经验,也是1970-198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与草根力量相结合的反体制运动的深刻见证。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打开了理解战后台湾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层面。同时,莫那能的歌吟口述,看似粗粝的形式中蕴含连接部落传统的思维与美感,作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的先行者,开启了一条台湾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笃实脉络。

 诗人的诞生:觉悟是全新的感觉

自1970年代末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以来,“文学”在介入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知识者思考的载体,也是凝聚力量、行动的一种直接方式。1983年的端午节,一群想要把“诗歌应关怀现实”的理念付诸实践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诗人杨渡家,讨论创办一本“以诗写史”的《春风诗刊》[1]。莫那能其时是一个热心为运动出力的原住民劳动者,在酒醉之中唱起歌。 

刚开始我是唱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歌,像《美丽岛》或《少年中国》,很热闹。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很即兴的乱唱,完全是唱出自己心里的感受,他们听了突然就跳起来说,这就是诗啦!里面就有一首是这样的:

我感觉到这世界这样黑暗,

不是太阳已经下山,也不是眼睛已经失明,

而是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那面具底下狰狞的脸儿,狰狞的脸

在这孤寂的夜晚,我的泪流满面,是因为我听见同胞的哭泣

告诉我亲爱的,

是谁,是谁带来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苦难……

我那时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就唱得很大声,他们都吓一跳……[2]


 台湾乡土文学

大家把莫那能唱的歌记下来,在他第二天酒醒之后,和他讨论修改。加上他讲述好朋友撒即有的故事《来,干一杯》等几首,组成“山地人诗抄”,在《春风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因刊登狱中诗歌,该期诗刊被查禁。但台湾原住民第一次以汉语发表的诗作受到了瞩目,劳动者莫那能,从此以一种比爬上电线杆贴宣传单更“大声”的方式,为包含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呐喊了。

情动于衷发而为歌毋宁是文学的原初意义,没有文字的民族,或许如盲人敏感于黑暗之声一样更敏锐这一能力。莫那能曾说:

 我喜爱唱歌,而我的诗是在思想转化成歌声之后,才以文字具体的呈现,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或文字工作者,因为当我回想起年幼时的生活,族人们轻松、幽默地唱出日常生活感触,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诗人。[3] 

莫那能唱出来的诗,却不再是轻松、幽默的日常生活感触了。自1960年代经济“起飞”,被卷入劳动力市场的少数民族,带着同化教育下落后民族的烙印,成为最底层劳工,一方面承受资本压迫和文化歧视,一方面,也最剧烈地承受着社会转型、价值沦落的发展成本,包括污染、滥伐对山地环境的直接破坏,包括黑道和地方势力相勾结下的山地雏妓贩卖、童工问题。莫那能从部落到平地社会,经历被骗、被关押、被打、车祸、失明、肺结核和癌症,亲身经历和眼见的苦难,让他情动于衷的,是愤怒和不平。

此前,因缘淡江大学的山地服务队“朴毅社”到莫那能的家乡阿鲁威部落,他到台北打工后,终与以淡江大学为据点的、以各种文化实践汇入反威权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结缘。1970年代在海外保钓和国际形势变动的背景下,青年以“关怀乡土,关怀现实”寻求个人与社会的出路的时代,“弱势族群”是知识者批判体制、反省社会内部压迫的特别关注所在。山地民族的遭际,刺激着知识者的思考;而初步觉醒的山地青年,也汇入了运动中[4]。 莫那能作为“诗人”的诞生,正是时代的产物。他的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反体制运动形式——知识者与草根的相遇,也是原住民的“现代化经验”与现代文学的相遇。

但起初,如莫那能这样来到都市打工的原住民青年,一方面,激动于可以反抗歧视和“坏人”,一方面,自小所受的教育让他们不敢想可以批评政府。1978年,莫那能在淡江帮陈鼓应选举贴标语时,无意中听到演讲,吓了一跳:怎么可以批评政府?!他们是“共匪”吗?

20岁以前只知道在都市“拼命赚钱”却不断遭遇困厄和不公,无法理解命运的少年莫那能,终于在与淡江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相遇、慢慢走入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觉悟了。

敏感的青年,在时代风云中,扩展着心胸与识见,唱出所见所思,无意中承担起民族的当代史官角色。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离开了碧绿的田园

忘掉往日的丰收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离开了碧绿的田园

飘荡在无边的海洋

挣扎呀,挣扎

挣扎的族人的思念里

 

海奴的身躯

埋藏在太平洋的深处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涌进昏暗的矿坑

忘掉了洞外的担忧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涌进昏暗的矿坑

呼吸着汗水和污气

轰然的巨响堵住了所有的路

汹涌的瓦斯

充满在整个阿美族的胸膛

啊!

为什么呀为什么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乡的门

……[5]

 

 以诗为战:一切只是开始

再回到《春风诗刊》的酝酿聚会,莫那能醉酒唱歌的场景,他先唱的是李双泽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当年只道是平常”的生活,成为富含意味的历史细节。

淡江学生李双泽等人开启日后载入台湾文艺、思想史的“民歌运动”时,莫那能常随着李双泽到红毛城中画画,唱歌,喝酒。李双泽教他唱《美丽岛》这首表达乡土之思的歌时,两个人吵了一架。

 ……因为歌词里写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就说:“他妈的,你们筚路蓝缕,我们就开始颠沛流离!”因为两个人都醉了,就吵得好像要决斗一样,在淡水后面工寮,吵完就直接睡在田里搬来的稻草上。[6]

1977年,李双泽因为救人溺水而死,莫那能在殡仪馆的停尸间,按照排湾族的习惯,“朋友走的时候都会唱歌来送他”,又唱起了这首《美丽岛》。

这些回忆,再现了1970年代由文化的现实关怀推进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视角的进入,对年轻一代的冲撞。进步的知识青年、菲律宾华侨李双泽,与一度毫无疑义接受“反共爱国”意识灌输的莫那能,其实以不同的形式背负冷战与戒严体制之轭。莫那能以自身民族的生存现实和记忆,对汉族中心的历史叙述生发本能的质疑;而以“自己的歌”自觉抵抗西方殖民文化、且积极促成胡德夫、莫那能歌唱自己民族心声的的李双泽,要反省自己所受国族教育与历史叙述中对少数民族悠久的忽视,原来更非易事。

1970-1980的党外运动中,“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作为最大公约数,是显在的,无论左右、统独、原汉,都在此中结盟。相对而言隐微的,是“戒严社会”形塑的人的身体姿态与内在感觉。为巩固台湾这反共基地,与“戒严”相应,是全面搁置对日据时代殖民地历史创伤的疗治,是沿袭殖民地模式对少数民族的资源掠夺与文化同化——埋藏在人身体里的历史,总要出来。日后诸如“省籍矛盾”、“统独问题”、“台湾人的日本情结”,莫不从此一战后历史发酵。


而在排湾青年莫那能遭遇的运动星火燎原的此刻,许多歧见立场,此时都是涵容或搁置的。同样是李双泽改编的歌,《美丽岛》后来被打上“台独”色彩,《少年中国》则成为统派的歌。在当年,却如两个人吵完架同眠在稻草上——有个反国民党的、民众的、立足现实的立场给他们同一张大地的床。1986年,莫那能也曾抱着这样同仇的心,加入民进党,在为民进党周年纪念写诗时,却以一首《这一切,只是开始》提出了他的鞭策:

 ……

你的诞生是可以肯定而歌颂的

然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你的眼,要更加锐利

你的手足,要更加勤奋

你的心,要更加慈爱

你要听见山崖边族群的绝唱

你要听见黑暗间里姊妹的饮泣

要看见在工厂里、矿坑中、鹰架上、

河田中兄弟们被剥削的血汗

还要为渔民和老兵

搭建一条还乡的路

还有一群被剥夺尊严的

残障者的期待

 

当瞎子执起白盲杖走进你的行列中

是要共同应验你的名字

民主更民主

进步更进步[7]

莫那能的诗歌,预言了运动中犹疑的暗礁。

1989年,莫那能的诗结集为《美丽的稻穗》出版。来自部落传统的吟唱之美和穿透社会现实的力度,让这本诗集成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先驱和经典。同时,透过“原运”刊物、伴随民族意识觉醒而生的少数民族汉语创作和作家,走入大众视野,成为解严前后书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文学浪潮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也正是在1980年代末期,“原运”逐渐落潮。此后“本土论述”兴起,政党民主形式完成,“原运”作为同盟的意义不再。处于社会最底层结构的族群,终不免被搁置、被分化、被“观光产业化”的命运。如果说反体制运动最终以“解严”达致社会进步,“原运”的挫败和至今的困境,则是一个不免于微弱(以其人口之少在选举政治中的位置而言)但有力的注脚,以“民主”与“平等”为旗的社会理想,远未完成。尤其是,自日据时代以来的“无主地”国有化的土地问题,成了钳制少数民族政经与文化自主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历史正义未被归还以前,少数民族就因新的政治文化论述,以“多元文化”之名被重新整合进入体制,成了一种与现实生存相悖的点缀。

 “美丽的稻穗”

莫那能的诗歌在“原运”中发挥了启蒙与召唤的巨大作用。他也没有因为时势的变化,以此功绩成为运动落潮后纳入体制的新精英。他对台湾少数民族现实困境的更高认识,让他把一己部落经验的情感,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整体命运连在一起。这一包含对奴役的抵抗,寻求共同自由的民族意识,早在莫那能热爱的卑南族歌谣“美丽的稻穗”中,就优美地含蕴着了。

 那金黄色的波浪

是我们美丽的稻穗

欢喜呀欢喜

大家一起来歌颂

赶快写信给远在南洋的兄弟

一起来庆贺

这是一首在丰收庆典上唱的歌,应写于日本殖民后期,期待被送到南洋战场上的族人子弟,早日返乡团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少数民族作为骁勇善战且适应密林作战的殖民地人,被编成“高砂义勇队”赴战场,泰半埋骨南洋。战后两岸在冷战结构中的军事对峙时期,在金门前线服役的少数民族子弟,同样占据相当高比例。《美丽的稻穗》的歌词也一度改为“赶快写信给金门的兄弟”。悠扬美丽的部落歌谣,如此传唱着沉重的历史。1970年代民歌运动时,胡德夫因李双泽的一句喝问“为什么不唱你们自己的歌?”而唱出了这首歌,一路走向“原运”的风头浪尖。这首歌曾感动了许多台湾青年思考族群与社会问题,更开启了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的民族意识。莫那能喜欢这首歌的旋律“雄浑又缠绵”。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心理便交织着那种对祖先,对大自然的感激与虔敬,他们无私、谦卑的和谐共存关系,正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启示;可是,当我唱起这首歌时心中也会马上浮现绝望、悲愤的激情,因为,原住民在台湾现代社会中还面临着全民性的种族歧视、政经剥削与文化危机。[8]

1999年921地震后,以“原运再出发”为宗旨成立的“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深入台湾各个山地乡部落,调查整理传统歌谣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胡德夫、莫那能都是部落工作队的召集人。《美丽的稻穗》随他们进入更多的少数民族族群。东埔玉山的布农族人也曾把它改编成布农语。


“美丽的稻穗”是莫那能创作的另一个源泉,是传统的依恋,是兄弟的情感,也是超越党派的识见,“继续革命”的动力。这个源泉如此深厚,让他在“原运”落潮之后,依然选择做一个战士;1999“原运再出发”时,他手持“白盲杖”再度上街头;再十年后,莫那能用口述自传,讲出一个目盲者所看到的、精彩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族当代生存志,这就是《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

莫那能来自被压迫现实的歌唱,特别是早期诗歌多有汉族朋友润色,多以愤怒和悲怆为底色,直接叙事抒情;而在“言”,也即口述史的叙事中,展现了他更具民族特性的底色。

 困苦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力

诗集《美丽的稻穗》出版时,杨渡在《让原住民用自己的母语写诗》一文中,提到自己曾打算写莫那能的故事,但即便他与莫那能逐渐熟悉,也有意识地想要去了解莫那能的故乡与生活环境之后,仍觉得自己无法掌握叙述的“调子”,那是一种“原住民族的生命力”。莫那能自己也曾如此总结:

 “……创作的力量是土地赋予我的,自由吟唱的方式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我认为原住民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丰厚的生命力,而不是修词技巧等表象的条件。”

这个“生命力”究竟是什么呢?是母语创作推动者认为的,除非用母语,才能自由地透过每个音韵和节奏,传达的灵魂之声吗?既然莫那能歌与言的目的不只是自我抒发与抚慰,更是面对现实的战斗,他只能使用汉语这一共同语,带着镣铐舞蹈。于是,用“闽南话国语”不加修饰的口述《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生命力”的张扬不是音节字句,修辞技巧,而首要表现为一种把握原住民生存真相、透露其特有的生存知觉与反应方式的,叙事方式。


原住民的生存现实,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的压抑和困苦,而他们对这处境的表达,特别愿意用自我调笑,“悲伤的事总是被他们讲得很好笑,笑得想哭……”汉人朋友的观感如是,但仅只用“黑色幽默”一词,无法确切传达这一叙事方式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意涵。

譬如莫那能讲述国小、五六年级时,父亲做的一个工作:顾尸体。南回公路附近从森永往屏东到大武的路段,是一段常出车祸的弯路。在家属来到之前,怕尸体被动物吃掉,要有人“顾”,父亲受雇于当地派出所去“顾尸体”时,莫那能常被祖母派去,带着食物和酒陪伴父亲。有次夜晚,莫那能和父亲在山崖和山坡之间守着尸体睡。半夜起来撒尿,正好一对骑摩托车的情侣过来,当场吓得翻车。莫那能是这样讲述的:

我扑过去要扶他们,没想到他们用台语说:“别过来啦,我不是故意的!”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死人。他们两个人一个被压住,一个摔出去,我就跟他们说我不是死人,他们起来又看到我身体有沾到一些血,又腿软下去,后来那个女的才发现我是活人啦。但因为他们还在腿软,车子发不动,我就帮他们发动摩托车,一边跟他说我是来顾的,他们就说‘你小小年纪好勇敢喔,一个人顾两个尸体。’我就说不是啦,一个是我爸爸,他们就很吃惊说:‘啥?你们跟死人一起睡哦。’我跟他们把车拉到安朔站,告诉他们之后会经过一个小庙,可以去拜拜,拜拜完死人就不会跟着你们走。

排湾族在日据时代被改造丧葬方式之前,是采取室内葬的,死去的亲人就埋在屋子床铺下的地窖里。祖灵信仰让死也成为生的一部分,没有汉人文化中那样对死人的畏惧禁忌。但并非全然因此父亲和莫那能视“顾尸体”为平常,实在,这“工作”具足苦涩,对成长于部落猎人文化、却适逢“货币”需求改变部落的年代的父亲来说,必须以非所长的、异己的方式谋生,什么样苦累且没有保障、不得尊重的工作,都是要做的。而对于“文化差异”,少年莫那能就显露了一种幽默面对的“习惯”和能力:才国小五、六年级的莫那能,在跟汉人同学的相处中了解到他们的“拜拜”(拜神),懂得用这个抚慰提醒被惊吓的摩托骑士了。


此后,“尸体”多次在莫那能的都市经历叙述中出现,也总是带着一种调侃、嘲弄。这既是指向自身——作为“番仔”,似乎理所当然地被寄望去处理让人恶心害怕的尸体;也是指向各种层级的压迫者的。当莫那能把奉命打捞上的一只胳膊用报纸包着,送给那个总是驱遣他却拖欠他工钱的汉人警察做“礼物”,大声说“这个给你,工钱不要了啦”,把警察吓得花容失色时,叙述的笑声中,流露出弱势者的强悍。

“受苦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利。”这句话常被解释为“超人”意志的一种,因为“一个受苦的人,如果悲观了,就没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没有了与苦难抗争的力量,结果是他将受到更大的苦。”在莫那能的叙述中,“黑色幽默”固然可以抗拒愁苦的压抑和虚无,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不可思议之状况的拆解:其中既有文化差异,更有社会结构性痼疾对原住民的歧视,压迫,造成的种种不公义。出之以荒谬,得之以真理。“许多真理都是以笑话的形式讲出来”。同样的状况和特质,出现在美国黑人文学中。Laughing to kill(好笑死了)的叙述,看似无厘头,实则蕴含了强韧的抵抗。

 传统的意义:别忘了你叫莫那能

阿鲁威的山林溪谷和口耳相传的祖先故事,会跟芋头说话的祖母,常年外出谋生的父亲,因部落多发的肺结核病而早逝的母亲,还有在国中初初感受到民族的歧视和贫穷的自卑时,用一记耳光打碎隔膜的杜文锡老师……这是莫那能的童年记忆。

排湾族给小孩取名,通常是小孩生下一段时间后,观察他和上一代的哪个人在长相、性格上比较像,就给他取这个长辈的名字,并且在小孩成长中,告诉他这个长辈的故事和他的优点缺点,以作为榜样或警戒。

关于自己的名字,莫那能与祖母之间有一段颇具除魅意味的谈话。

“莫那能”这名字来自祖父的兄弟,他参加过部落为迁村而反抗日本人的战争,得知这个令莫那能有点得意。又接着追问“我们这个家族,哪一个莫那能是我们一直很赞扬的人?”祖母答曰是更上一辈一个人。而他的事迹是,在一个老鹰成灾、造成部落的某些生物,如鸟、蛇和飞鼠的数量都急遽减少的季节,这个莫那能为了救助一只困在树干上的飞鼠,掉进台风天上涨的河水里,把腿折断了。这个莫那能被视为“英雄”,故事代代流传,令莫那能大感诧异。

为什么不是抗日的莫那能,却是为了救飞鼠跛了脚、娶不上老婆的莫那能?

祖母说:“打死人本身就是罪了,你再怎么赢都是有罪的人,怎么可以是英雄。”

小时候偶然发现祖母背上长长的刀疤,莫那能得知日据时代大多数原住民部落都有抵抗日本人的历史,惊喜于“抗日的不只是莫那·鲁道!”但祖母并不以为杀日本人是可夸耀的。莫那能据此反省,部落原来的价值观果然是崇拜猎动物也猎人头的英雄吗?还是日据时代以来被灌输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掩盖了部落原本与山林依存、万物有灵、生育平衡的和平法则?他更回忆起传统生活和老人口述中的“除罪”仪式:无论是猎取动物还是出草杀人之后,在庆祝中总包含了类于除罪的祷告。

莫那能试图颠覆的英雄主义,如果以人类学家的记录,特别是夸耀功绩的头骨架的照片之类证据来看,似乎很说。也难以排除祖母作为女性,与担任狩猎和战斗角色的男性,对暴力有着不同的认知。另外,莫那能如此转述祖母的话,也让人联想到战后逐渐覆盖了全台山地部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祖母“罪”的概念,是否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还是莫那能根据祖母讲的族语的意思,用了这个字来传达呢?

辨析诸种意见,莫那能对“英雄主义”的质疑,应该放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处境来看。

已有不少口述调查证明,日据末期,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确有许多是志愿加入“高砂义勇队”为日本天皇效命的。细究其过程,除了战争时期的宣传电影的蛊惑力,更是殖民者长期“教化”的结果,这种教化将与信仰相关的“出草”习俗斥为“野蛮”的同时,用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建立起另一套现代文明的“暴力信仰”。而战后国民党的原住民政策,几乎是不加更动地继承了这一套建立在“野蛮与文明”对立的基础上、内在充满悖谬的国家暴力话语。

1980年代,经历“原运”对“吴凤神话”的破除,“出草”从“野蛮”象征中解脱,开始作为原始生命礼俗被津津乐道,电影《赛德克·巴莱》更将“出草”与赛德克人的信仰和抵抗意识,做了极致的统合与张扬。在崇尚“多元”的当下文化论述中,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被特别“尊重”,一方面又不免于被一厢情愿地浪漫化或本质化。正如台湾汉人作家在赞美少数民族族日据时代的抗暴事件时,往往寄托着对一种失却的“野性”和“血气”的向往。

因此,莫那能有关“英雄”的思考的颠覆性,一在于刺激反思日据时代以来“文明之暴力”(包括思想的、话语的)加诸“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枷锁,一在于更自主地寻求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价值。

也因此,祖母的叮咛是真实的:别忘了你叫莫那能,那个救助飞鼠的英雄。祖母过世后,莫那能一再回想从还在祖母背上的摇篮时,就听她讲述的种种故事、禁忌和歌谣,以及她与山林土地粮食从不止歇的喃喃对话,意识到祖母所教的一切,都是一种建立在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认识之上的,自然的品格与伦理。譬如要他把自己锻炼得像石头一样强壮,“连洪流都要让你三分”,“可是你千万要记得喔,有一天如果你像它一样强壮的话,也不能向露珠吐口水,你要知道雨滴也可以把一座山送到海底。”

母亲早亡,父亲为谋生总是不在家,莫那能最亲近的人是祖母。一种社会学理论认为隔代教养延缓了部落发展的速度,因为老年人的保守直接影响了孙代。但在这里,祖母的“保守”为莫那能保留了一个得以滋养和再出发的精神家园。在“发展”本身变得可疑的全球化时代,许多现代学科都借回顾“传统”以对现实着力。尤其对一度以静态的“原始”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来说,“部落”的形态与文化,开始不只在“遗产”和“多元”的意义上产生价值。战后人类学的反思建立在殖民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积累至今,提出“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的学科,如何回应当代生存和建构生态文化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看莫那能的经历与创作:无论是为运动呐喊,还是个人生命史的叙述中,都包蕴着对部落文化和少数民族生存经验扎实而痛切的理解——这一理解是有未来指向的。在苦难之中,将自己投入整个民族的解放,认知这解放既是政治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和心灵上的。莫那能的歌与言,也因此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朴素的言说之一种。

                                                     2012年8月9日


[1]《春风诗刊》, 1984年4月在台北创刊,由文季杂志社发行。汇聚的知识分子多有着关怀现实的(左翼的)思想背景。发刊词以“诗史”自许,提出要写出“史诗”。共出四辑,分别为《狱中诗特辑》、《美丽的稻穗: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与传说》、《海外诗抄》、《崛起的诗群:中国大陆朦胧诗专辑》。每一期均遭当局查禁。四期后停刊。

[2]《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人间,2010)P230。莫那能做的这第一首诗,在《人间》杂志社组织的救援被判死刑的曹族少年汤英伸事件时,改编为《亲爱的,请听我说》,发表于《人间》杂志第20期(1987),并收入诗集《美丽的稻穗》(晨星,1989)。2010年《美丽的稻穗》再版时,恢复了最初的歌词,加以题目《全新的感觉》,意味着莫那能参与运动之后的觉悟。

[3]《台灣立報》第11版(2008-04-04)。

[4]这个过程,在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附录中,有陈映真、李疾、杨渡三篇文章的生动叙述。

[5]这首诗缘由1983年海山矿难而曝露的原住民劳工问题,由胡德夫的演唱,成为最知名的原运歌曲。《美丽的稻穗》(晨星,1989)P156。

[6] 《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人间,2010)P140。

[7] 《美丽的稻穗》(晨星,1989)P32。

[8] 《美丽的稻穗》(晨星,1989)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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